从国共双方的统帅才能来看，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比蒋介石高明得多。毛比蒋更有战略眼光，他不拘小节，只关心大的战略问题，从不过问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干预前线指挥官的行动，他愿意倾听前线指挥官的建议，并给予其临机处置之权。如在1947年5月12日，毛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指示：“你们（陈毅、粟裕）当机决策，立付执行，我们不遥制。”这是中共在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最终，孟良崮战役取得全胜。此外，毛善于用兵，尤其善用《孙子兵法》所说“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计。在3大战役中，解放军经常采取奇袭的策略，先从国军“不意”的要地突然发起猛攻，打得对方手足无措，令其部署和士气遭受沉重打击，然后逐步扩大战果，直到取得全胜。就辽沈战役而论，锦州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在北满，解放军采取了声东击西之计，令国军误以为解放军会主攻长春，而解放军主力却远途奔袭锦州，直到解放军包围义县，切断锦州同关内的陆路交通，蒋才如梦初醒，慌忙调整部署，陷入一片混乱。

相反，蒋介石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来指挥前方作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若凡事遥控节制，势必遗患无穷。蒋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有时蒋的战略是正确的，但却优柔寡断，当遇到将领反对时，蒋就往往放弃自己正确的主张。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放任自流了；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不愿意离开自己察哈尔省及绥远省的地盘，就说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就同意了。国军将领虽知蒋的决策有不少毛病，但他们一向以服从蒋的命令为原则；若不遵令，胜利了没有功，如果失败了，责任担不起。

1947年1月28日，徐州绥署发出作战命令，国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在山东省地区的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采取诱敌深入战术，主动放弃根据地重镇临沂。北线第二绥靖区国军司令王耀武，怀疑解放军有北移打击北路兵团的意图，下令过于前突的李仙洲部队全线后撤。但蒋介石认为中共已“无力与我军主力作战”，严令李仙洲大举推进，结果在莱芜决战中，李仙洲所部四万多人悉数被歼，李本人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蒋喜欢亲自指挥，事无巨细都要干预，甚至连军队行军时应如何走路、如何露营、如何防空、如何布哨都要过问。蒋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要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令所有的部署与指挥层级紊乱。

在战术方面，国军也有不少缺陷，故在全面内战开始后，就不断失利。蒋介石的指挥十分僵化死板。他规定：“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20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25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部署。”国军作战保守，始终以保城守地为原则。由于要防守的城市过多，难免兵力分散；而游击战正是解放军的专长。毛泽东的一项重要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消灭敌人为目的。解放军经常采取奇袭和夜袭的战术，打得国军疲于奔命，手足无措。这正是国军在运动战中经常吃亏的原因所在。

中共还有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就是善用情报战。中共派遣一批情报人员混入国民党党政军系统，与解放军里应外合，瓦解国军。据蒋介石的医官熊丸回忆：“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3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3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甚至连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也是中共情报人员。由于中共对国军的战略部署了如指掌，自然能算无遗策，决胜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