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李鸿章去世后，随着中国社会和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尤其是面对列强的入侵与国内的变革压力，李鸿章的形象开始遭遇不同政治派别的强烈反思与批判。清流派，代表着一群坚持传统儒学与纲常礼教的士人，他们在民族危机面前依然坚持着道统与旧制，却没有提出应对国家危机的有效方案。他们对李鸿章兴办洋务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反而对他所参与的外交失败产生了强烈的批评，认为他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奸臣”。这些清流士人的批判，往往情绪化、民族主义色彩浓厚，却缺乏理性分析，视李鸿章为与清廷和民族利益对立的存在。

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流派对李鸿章的攻击达到了顶峰。以翁同和、李鸿藻为代表的一批士人，对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不屑一顾，更对他所掌控的外交事务提出了严厉指责。在战争失利后，这些士人纷纷上书，要求李鸿章为国家失利承担责任。有些人甚至将他与历史上的奸臣如秦桧、蔡京等人相提并论，称他为“卖国贼”。文化名士胡思敬则更为激烈地批评李鸿章为“媚主求荣”的势利小人，认为他只会通过谄媚上级来获得个人利益，而不具备真正的国家责任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洋务派中的一些人对李鸿章的看法大为不同。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工部左侍郎盛宣怀等人都认为李鸿章通过洋务改革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帮助中国走向富强。他们的评价显然与当时的清廷和清流派有所区别，虽也肯定李鸿章在平捻战事和外交上的成就，但他们更多赞扬的是李鸿章在推动洋务改革方面的卓越贡献。这种肯定不仅是在为李鸿章辩护，实际上也为洋务运动的价值进行了背书，间接证明了洋务派自身的政治价值。

与此同时，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对李鸿章的评价各有不同。康有为曾多次上书李鸿章，对他表示高度赞赏，认为李鸿章具备“深明逆顺、明辨是非”的能力，并视其为维新派的盟友，感谢他为维新事业提供的支持。虽然康有为的赞扬中夹杂着希望争取李鸿章支持的政治意图，但也不无对李鸿章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认同。他认为李鸿章与他有着相同的理想，都是希望通过政治改革来挽救国家危亡。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则更为全面和深刻，他指出李鸿章虽然才智出众，但仍因其过于依赖传统政治理念，缺乏对民众与现代化的真正理解，未能成为真正的“时代英雄”。梁启超认为，尽管李鸿章有着霍光、诸葛亮等历史名将的才华，但他过于专注于外事与兵事，忽视了国家内政与民生，导致未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全面变革。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李鸿章作为清朝政权的忠臣，成为了革命派的主要攻击对象。在这一时期，李鸿章被视为“汉奸”，尤其在一些革命派的刊物中，他被形容为“民贼”，甚至有言论称他与清朝的灭亡是直接相关的。革命者认为，李鸿章等人只是在为满清朝廷保命，未能真正为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与民族的独立。尤其是《檀香山新中国报》这样刊物的评论更为激烈，指出李鸿章“珍灭同类、剥丧民权”，并直接否定了他在平定捻乱等事务上的所谓“功绩”。

这种批判与清廷为李鸿章所设的高大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革命派而言，李鸿章是为了保全满清政权而对中国民族利益置之不理的代表，而清廷和传统文人则常常将其描绘成与诸葛亮、郭子仪等忠诚大臣比肩的忠臣形象。

在李鸿章去世后的评价中，不同的政治力量、思想潮流展现出不同的解读。尽管许多传统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依然坚持以“道德”和“品德”来评价他，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评论开始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李鸿章在历史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许多评价李鸿章的人大多是当时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的看法和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感受的影响。尤其是，评价者往往根据自己对某些历史事件或领域的偏见，形成对李鸿章的片面印象，这种印象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对李鸿章整体评价的定性。

这种“盲人摸象”的局面，让李鸿章这一复杂人物的历史形象更加多元化，充满了不同的解读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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